【資料圖】

◎三豐

編者按

《北京文學》的一部分好看小說，因其全新的城市經驗與城市書寫，已然成為一種文學現象。今天選評的是《北京文學·原創》2023年7月號刊登的《擇城》，出自一位年輕的城市規劃師筆下；作者顧適是一位棲居于城市的“90后”，卻以《史記》引言為題記，“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在小說末尾，借主人公之慮發出詰問：“選擇總有代價，倘若這代價是弱者，我是否可以犧牲他們，去實現宏觀意義上的目標？”

在評論這篇小說之前，我先給大家兩個最新的數字。首先，根據聯合國人居署的預測，到2050年，城市人口占全球人口總數的比率（即全球城市化率）將增長至68%。其次，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最新的報告指出，盡管全球減緩氣候變化的政策和立法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在2030至2035年間，“全球升溫可能會超過1.5℃”。翻譯過來就是，在并不遙遠的未來，越來越多的世界人口將聚集在城市中，而他們也將面臨著愈加劇烈的氣候變化惡果。這是一個全人類不愿面對、卻又不得不去面對的真相。

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歐美的“氣候小說”（Cli-Fi）會在文藝界大行其道，典型的如金·斯坦利·羅賓遜的《紐約2140》和美劇《外推》。但是“氣候變化”在國內卻是一個罕見的文藝主題，甚至在以想象未來為己任的科幻小說中它也并非主流話題，更多的目光投入人工智能、生命科學等時興的領域。可以這樣說——《擇城》這種以“人類如何應對氣候變化”為核心構思的科幻小說，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有膽識、有責任感的科幻作品。

《擇城》的關鍵詞毫無疑問是“擇”。科幻作品中常常會有這樣的設定：人類文明面臨重大的危機時，個體會面臨種種選擇困境，原有的經驗指望不上，陷入進退兩難的窘迫境地。而《擇城》的“擇”體現在兩層選擇困境之中。

其一是人工智能在社會管治（governance）中所面臨的合法性困境。小說中的逃生支持系統“大禹”是一個典型的人工智能專家系統，旨在提高整體逃生效率、“降低傷亡和經濟損失”。然而，它的算法是一個黑箱，很可能通過大數據篩選出有“價值”的個體，賦予他們逃生優先權。這引出了經典的效率和公平的二元悖論，加深了人工智能時代的倫理困境。小說結尾中，女主角涂山嬌面臨關閉大禹系統的選擇，但她猶豫不決。她知道，“公平正義”?說起來容易，但實施起來將是千百萬條生命的沉重代價，這也許是個人決策者所無法承擔的。然而，將這一責任交給人工智能又是否合理和正當呢？當決策者將“誰死誰生”的權力交給算法黑箱的人工智能時，他們真的能夠逃脫自身的倫理困境？這些問題將隨著人工智能逐步進入社會管治領域而愈加凸顯。

其二是軟性末世背景下人類城市發展的適應性困境。氣候變化帶來的海平面上升、洪水泛濫、極端天氣、山火頻發等災難就像是軟刀子割肉一樣一點一點消耗著人類文明的精氣神，可稱為“軟性末世”?（soft?apocalypse）。面對這樣的軟刀子，人類也有減緩和適應兩大應對策略。比如在城市規劃領域，就不斷有“海綿城市”“韌性城市”“氣候適應型城市”等適應性城市發展的概念提出，我國也啟動了氣候適應型城市的試點。但仔細考察目前的理論和實踐，不難看出決策者和規劃師們依然像處于溫水中的青蛙一樣，只有小修小補的膽量，期盼著氣候災難的鐵拳更“溫柔”一些。兼有高級城市規劃師和科幻作家兩重身份的作者敢于拋卻思想束縛，大膽想象氣候進一步惡化的背景下，人類城市該如何以新發展形態加以適應。

小說中的兩代人都投身于適應性城市建設的事業，但選擇了不同的理念和道路。涂山嬌選擇“延續現在的技術，改善城市里的存量空間”，建設分布式的組團城市空間“完整建筑”，以應對頻發的災害。而丹朱則更為激進，認為圍繞能源點建設的海上城市“東海城”，更具機動性和安全性，這才是“城市應該探索的新形態”。小說中有關這兩種理念的闡述和爭辯，充分體現了作者身份的獨特性——讀者既可以讀到城市規劃師的專業性，又能感受到科幻作家蓬勃的想象力。當然，“完整建筑”還是“東海城”，這是一個沒有正確答案的、開放性的選擇問題。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腳踏實地”和“超前想象”是同時需要的思維能力。某種意義上講，科幻作家就扮演著“丹朱”——或者更準確說是建立“華夏”網站的商均——的角色，在天馬行空的想象中思考和推演人類文明的前進之路。

或者這樣說吧，艱難的選擇困境之中，積極的思考是唯一的出路。毫無疑問，《擇城》是一篇能賦予讀者積極思考動力和能力的優秀科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