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軟件上的表情符號成為“呈堂證供”，是我們的生活、工作日益電子數據化、網絡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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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克鮮(媒體人) 編輯 劉昀昀 校對 王心

▲表情符號也有可能成為“呈堂證供”。圖片來自微信公眾號“江蘇高院”

近日，#微信表情符號寫入判決#登上熱搜，引起網友討論。據江蘇高院微信公眾號，經檢索裁判文書網，2018年以來，全國共有158起以表情符號作為證據的案件，其中2018年8件、2019年23件、2020年66件、2021年61件，增幅明顯。

原來，聊天時隨手發出的表情符號，還有法律效力，可以產生法律后果。

在相關的判決中，聊天時，發送某種表情符號，可能被法院認定為同意對方請求或者表達某種訴求。比如，在一起人格權糾紛案中，被告馬某某因與原告劉某某發生矛盾，向對方發送了多個“炸彈”的表情符號，劉某某認為這屬于人身威脅，訴至法院，后來雙方在法院調解下達成和解。而在部分“黃賭毒”犯罪案件中，有的犯罪分子也會利用表情符號替代敏感詞表達隱喻含義以逃避偵查，比如“笑臉”表情符號代指嫖娼人員，“糖果”“酒杯”等符號代指違禁藥品。

表情符號都有可能成為“呈堂證供”，那么以后還能不能好好聊天了呢?其實，目前一些社交通訊軟件已經不再僅是一款信息傳遞軟件，更是集齊了語音、短信甚至支付等功能于一體的電子通訊系統，很多人談業務、購物、借錢都是通過社交軟件完成的。特別是我國完成了上網實名制，社交軟件與自然人的真實身份建立了一一對應的關系。

按《民法典》合同編的基本原理，“承諾通知到達要約人時生效”，“數據電文進入收件人的任何系統的首次時間視為到達時間”。所以，社交軟件聊天里的“承諾”表述(比如“可以”“好的”或者相應的能真實表達當事人意思的表情包)進入系統之后，就可能被看作“合同生效”的條件，除非當事人另有約定。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規定，“當事人以電子數據作為證據的，應當提供原件。原始載體包括儲存有電子數據的手機、計算機或者其他電子設備等。”明確將微信聊天記錄與微博、電子郵件、電子支付記錄等并列，作為電子證據。

所以，社交軟件上的聊天記錄作為一種電子證據，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口頭聊天，而是一種書面記錄，甚至可以直接轉換成為書面合同的一部分。當然，聊天記錄和表情包的法律效力，需要法院結合聊天的具體語境、當事人的關系做出認定。

社交軟件表情符號成為“呈堂證供”，是我們的生活、工作日益電子數據化、網絡化的結果，這是法律證據發展的必然，也是讓證據規則跟上網絡時代的發展。

▲不同平臺上的“微笑”表情符號。圖片來自微信公號“江蘇高院”

但是，表情符號也有它的特殊性，所表達的意思不像文字那么清晰，容易形成歧義，需要司法機關結合應用場景、交易習慣做出善意解釋。同樣是“好的”表情，廣州中院在一起倉儲合同糾紛案中認為，表情符號是輔助表達心情、情感和想法的可視化圖像，不能僅憑表情符號而認定為法律意義上的承諾，故沒有認定當事人發送的“好的 ”表情是同意。而廈門中院在一起民間借貸糾紛中則認為，當事人發送的“好的”表情符號應視為同意對方請求。

當然，這種不同理解，不能簡單地認為是“同案不同判”，而更可能是法院根據聊天記錄中的表達習慣、商業交易的一般規則、合同標的的大小等綜合做出的判斷。

此外，向他人發“炸彈”“刀子”等表情符號，也需要結合雙方的身份關系、聊天的語境、威脅的現實性以做出司法定性。

總之，我們日常的很多活動轉到了網上，委托、買賣、租賃等很多民事活動是網上甚至就是在社交平臺完成的，這些代表著當事人真實意愿的聊天記錄(包括表情符號)是會產生法律效果的。因此，不要再迷信只有“書面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以為社交軟件聊天就是“口說無憑”。

此外，由于表情符號的含義可能存在多種解讀，因此在涉及切身利益的網絡對話中(是否接受漲價、要不要取消買賣、租不租房子)，盡量避免使用表情包，用明確的詞語表達，也可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誤會和糾紛。